谈谈中国文化早熟的因果(1)
最早提出“中国文化早熟”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因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论。
梁先生认为，人类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种，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应按照这样的顺序走下去——西方→中国→印度。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国和印度却没按这样的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条或第二条路，“就中途拐了弯，到第二或第三条路上去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后来一些中国或国外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早熟的论点与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国文化的历史持久、实践经验丰富，并“早于”其他文化系统。
如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记录和考古证实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过一些艺术形式具有了对人生、世界的细腻全面的表达。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系统在形式、结构、深度、宽度、辩证认识、伦理本位、生产目的上，较早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作为。西方的一些大家也有类似说法：如歌德所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爱因斯坦说，“希腊哲学家们通过逻辑体系发现的东西，中国的先哲们全都先做出来了”；韦伯说，“儒家的精神取向是与世界的精神取向相应的”。即使从今天认可人数较众的观点，“中国文化是艺术与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与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未来型”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以逻辑科学作基础、技术为应用、创新为先导、法律为保障的社会大生产的历史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运用各种艺术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贫”中也能“乐道”，以求人间和乐的“共生主义”时代。
不过，早熟也意味着某种内在的压力。这在现代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文化哲学中已被证实。早熟是因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现及内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长要丰富。早熟的人抑郁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内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内在特质造成的压力使然。中国早熟的文化在理论上统一了“人——社会——宇宙”，在“重义轻利”的历史性的生产事实上，却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世界史再无二例的、在动荡中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人的实践总是在理论前面，并屡为屡成，原因在思维方式中。由宇宙统一观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社会大一统”、“道德仁义礼智信”的结论，由此有“天下无弃物”、“万物可备于我”、“无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无类”、“归根知常”、“柔以胜钢”、“道法自然”、“道存万物”等知行原则。这些知行原则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早熟特征：直觉发达。
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因为有“道可在万物中”的观念，所以有怀疑性联系万物的直觉判断。这种以直觉认识宇宙的方式与思维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国文化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技术成份发达、以社会人伦为目的的艺术品，以及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且不说那些令世人公认并竞相追逐的精绝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学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创造的现代也难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宫、汉上林苑、唐都长安、故宫、圆明园，其体现出的艺术上、技术上的价值，亦是亘古嗟叹的。
中国人的系统观在自然中，在以“人际——政治”稳定为目的的自然感应的宇宙统一中，是经验与直觉把握的产物，不是逻辑推断的结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古代张衡、葛洪、一行等科学家的终极研究目的，不在社会生产中，而在政治伦理和宇宙统一的社会理想中。从艺法则中的“迁想妙得”、“外师造化”、“胸有成竹”、“天籁之音”、“法于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都是出于自然联系的宇宙观，决不愿在按部就班的逻辑推证中构成系统和整体。
中国文化造成的思维方式特征，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情况下适合创造，但不适合推广性应用——社会大生产，适合社会关系，但不适合生产力。中国古代有水排和风箱，但没有蒸汽机；有赵州桥、悬空寺，但没有建筑力学；有水利天文钟但没有钟表；有改变欧洲及至现代世界的四大“技术发明”，但没有能说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论科学；有唯理性的“直觉体系”，没有唯理性的逻辑体系；有包含宇宙的统一论，没有关联宇宙的“演绎说”；有抽象原则组成的政治伦理论，但没有解释人际交往的“公共关系说”；有神秘且验证性的相面术、“心法”、暗示术，没有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有精妙的单传性“验方、绝活”，没有普及性教育机制。。。。。。
“大一统”的知与行，使中国社会历劫不散，在道德、仁义、大同、中庸观中产生的文化同化力，经数千年仍威力不减。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会生产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为条件，使中国人在重义轻利的实践中工于创造却殆于运用，形成以潜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为行为原则的经济文化观。如技艺传习中不成文却一直延行的“单传”、“密宣”原则，对商品的规模化生产的制约是很明显的。另外，古时候一些社会生产意义可能重于近日高科技的技术创造，因多用于“义”而少用于“利”，其成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这种“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而以义为根本的思维原则，是与儒家未能实现的“大同”理想相适应的。而大同理想的内涵，又很类似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目的在社会生活中，与中国文化中的千古准则“道洽大同”不谋而合。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更在于重视儒家所忽视的社会大生产—再生产，证明了——人类历史在缺乏生产力的情况下的进步是不成熟的进步。由此比较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时宜、“软件”上的早熟。
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于伦理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修－齐－治－平”观使个人、伦理、政治密不可分，认为“关系”可以代替生产，由此而生丰富多彩的“愚忠”与“仕途”故事。
儒家伦理——在社会中，认为伦理关系可以决定生活质量，从而达至“天人合一”；道家伦理——在自然中，认为无为不争可以决定社会和谐，代替社会生产，达至“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现实在儒家中，理想在道家中。儒家的整合力强，但内聚太久，易“沤”出人际关系上的邪气—内耗；道家的个人诱惑力强，却缥缈遥远，易使人和社会因耽于幻想缺衣少食。
说中国文化早熟，还因中国文化中的“宇宙统一”、“伦理本位”与未来人类对自然的需求相同：共生、和谐、统一。不因求无限的功利，破坏自然。不像今日世界社会现状的决定成因，西方的工业文化并至今仍起决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干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等等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结果。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历经数千年不减地力，原因是运用了自然界的“消长互生”的原理。而现在中国一些地区与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地力减退的原因，却是一味“催生”的结果。
人成熟的一元标准是伦理，要看其个性行为达成的伦理和谐的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人成熟的二元标准是生理和心理，要看个性行为达成的生理与心理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此二标准的含义在古今中外的各种东、西方文化系统中，差异不大，如对“德性”或“个人修（教）养”的解释。以此作比中国文化。用一元标准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和谐是成立的，但对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作用并不大，其结果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皇朝轮转”中。而且据笔者的“文化经济的社会历史结构方法论”的研究，这种“皇朝轮转”,在没有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在明朝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那不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外来文化不断影响的结果。此题须另议。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活动是丰富的（如改变今日世界的“四大发明”及汗牛充栋绝对数量天下第一的诗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扰太甚——社会动荡频繁，频繁得令读史的人疲于叹息！
社会成熟的一元标准是政治，要看政治行为对社会的两种基本构成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进步的程度；社会成熟的二元标准是文化与经济，要看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社会环境进步的促进作用。其中，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是古今中外评价、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