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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涛花鸟画臆释——蒋大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画家,美术评论家)

2008-08-05 16:57:41 来源: 雅昌艺术网博客频道 作者: liuyitao

 

 

夕辉溶溶猩红叶  刘怡涛作

 

刘怡涛花鸟画臆释

蒋大康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画家美术评论家)

 

 

清馨出尘,妙香远闻

    艺术作品最终完成于作者与观赏者心灵的交流感应之中。作者赋予作品“意思”,观者赋予作品“意义”,艺术作品只有通过欣赏与艺术批评这一环节来实现其意义和价值。大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刚入“不惑”之年的青年画家刘怡涛,近几年来频频出国举办画展,并接二连三的出版了三本画集,似乎表明他想通过画展和画集寻求社会的评价与认可,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另劈蹊径,求变创新。

    92年他赴香港举办个展暨参加《刘怡涛画集》首发式;93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画集《刘怡涛花鸟画》;94年在澳大利亚又办了一次画展;今年应邀到泰国和英国又成功地举办了名为“东西方系列”的画展,由英国出版了他的第三本画集《刘怡涛花鸟画选》。这三本画集收入他84年以来创作的近2百件作品,其中有他在画坛初露头角的处女作,有他在几届全国美展中的获奖作品,也有他近年来苦心求变的新作。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他从艺二十年的总结,凝结着他的心血和创作的甘苦与得失,展示其对艺术的追求和探索的心迹。

中国花鸟画不同于西方绘画中的风景画和静物画,不只画眼中之物,而是画心中意生之象,表现自然物象的形神气韵并融入画家的精神气格、学养、心境和人格理想,在物我合一的交感中表现更丰富更深沉的情感与意蕴,笔下的花鸟已超越自然物的原型,是人心营构之象,在这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融合中,我们能品出作者对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的感悟。翻开刘怡涛的画集,从那灵动的线条和绚丽的赋彩中,从花开水流、林幽鸟鸣的画境里,观者立即会被引入一个万籁俱寂的静谧之境,一个使躁动的心灵入静的禅的境界。

艺术是创造性的精神活动,需要投入生命和情感,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中直观自身。审美观照则是寻求感情与趣味的共鸣,也需要投入生命情感参与审美意象的再造。花鸟画所表现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人自己,是作者的精神气格、学养、心境和人格理想,而这些看不见的精神情性和“象外之意”,只能用心去悟会而不能“目取”。从任情恣性的大写意画中能悟出生命的动势,激情与浩然之气,获得阳刚之美,而从刘怡涛的工笔花鸟画中则能品出生命“复归其根”的静气和禅的境界,感受到阴柔之美,心灵被导入一个花开水流,鸟鸣林幽充满生意的灵境。

    作品《幽林泉石》是刘怡涛的一幅代表作。作品妙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静境,花鸟与山水融为一体,几枝淡淡的黄色、紫兰色的山花横斜于古树前迎风怒放。一只小鸟蹲在老藤上,侧耳凝神的意态似在赏花,又象在听泉。从俯仰开合的花瓣和摇曳的枝条可意会清风的存在,而从小鸟悠然自得的神态可以品出与世无争、清静无为的心境。澄怀静观这件作品,心中幻生的是和谐、宁静、幽深的意境,领悟作者对自然、人生和生命所贯注的挚爱之情。这件作品89年能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获奖是很自然的。

 

 

幽林泉石 获七届全国美展铜牌奖 刘怡涛作

 

    《林壑春韵》妙在用色,体现刘怡涛善用冷暖色对比,在视觉心理上求雅求静的风格。他通过穿插一些略带暖色的花卉,使被花青色笼罩的冷调画面产生活力与生气,竟管这些花卉不浓艳,色度不响亮,却产生相似于“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对比效果。淡淡的暖色犹如少女羞涩的面颊上泛起的几朵红云,成为传递春意的“画眼”和表现主题“春韵”的点睛之笔。春之韵味不在山林树石、不在断云雾霭,而在摇荡情性的花枝头。

 

    从作品的风格特征看,他87年以前的作品较写实,刻意求精细具体,背景处理也很实在,未能超越写生,融注自我。88年以后的作品显示出风格的嬗变,对素材能大胆取舍,注意色彩的冷暖及画面布势的疏密与虚实对比,对背景的处理略带写意性,求迷朦模糊的肌理效果,重视意境的表现。在《晨雾》中,以升腾的雾气表现生命之气的涌动,韵味生于虚白的迷朦之中;《霁》中则表现雨后涤除尘埃的山野所呈现的洁净清明,隐喻一种人格之美。近几年的作品,表现他在寻求和构建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较重视作品的形式感与装饰性,对色彩的运用调配和陈局布势更为自由。作品《秋色》利用色彩的冷暖、模糊的渍痕与精细的花枝形成鲜明对比,使画面主体突出,色艳而不俗;《雨林朝雾》妙在留白,静中寓动,体现了中国艺术“意境求静,气韵求动”的美学思想。《雨林月色》着意于静境的表现,月亮的清辉使雨林如梦境般幽寂,静得无声无息,一切都静得凝固不动,惟有月光在动,在抚摩自然万物,这是一颗“禅心”在动。这件作品比他84年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奖的《迷朦月色弥幽壑》显得更成熟,更富有诗情禅意。

   

 

 

    艺术本质上说是为情感和对美的体验寻找表现的形式。刘怡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觅自己的位置,他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并不断增加新的“语汇”。他突破传统折枝花鸟的构图模式,融山水花鸟为一体,扩大了作品传导生命信息与审美意蕴的涵量。在构图方面,布势求满,满中求透,实中藏虚,善用对比,利用雾霭、云水、月亮在画面形成空白及色彩的深浅、冷暖和景物虚实疏密的反差,使之成为画面中的“透气孔”,使作品满而不闷,形密而气舒。刘怡涛惯用“满”构图来表现热带雨林的幽深、丰茂与生机,不同于古画凄清孤寂的意趣和情调,从而赋予作品一种明丽绚烂的时代美感。在表现手法上,他继承了“勾勒填彩”和“叠色渍染”的传统技法,在五代黄筌的“富贵”与徐熙的“野逸”两极之间求自由。他善用渍墨渍色表现热带植物的阔叶和雨林的迷朦幽深,以及山石和树藤上的苔痕,其渍痕和特殊的肌理,既烘托和虚化了背景,又突出精勾细勒的花鸟主体,丰富了花鸟画的造型语汇,增强了作品的装饰性和形式感。刘怡涛偏爱兰色、绿色一类冷色调,因为这些冷色具有“宁静”的心理感觉和视觉感染力。他常以冷色作主调然后破以暖色花卉,使作品于单纯中见丰富,在静穆中寓生气与热情。清人王原祁提出忌躁求雅、舍动求静的色彩观,与西方现代艺术家偏好冷色的审美心理很相似,康定斯基认为“兰色是典型的天堂色彩,它能唤起的感觉是宁静”,“绿色是最平静的色彩,对于筋疲力尽的人是有益的”;马蒂斯“梦寐以求的是一种有均衡、纯化、宁静的艺术”。对静境的崇尚与追求,不仅体现在艺术追求和心理感应方面,还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中国哲学把“静”视为天道、人道和自然之道,看作是天地之根,“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认为“静”是生命最本质的状态,是“动”得以生发的本源。这种文化观在艺术中表现为对空灵的静境和静美的追求,“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人空其欲念,静其心态才能将精神境界升华为“天人合一”的“道”的层次,悟会天地自然之道和艺术的真谛。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静境其实是一种心境,缺少这种心境和表现不出这种意境的艺术是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的肤浅之作。静美表现为淡雅、恬静和闲逸的阴柔之美,如古人所描述的“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沧,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虽然所论的是文学但与艺理相通。黑格尔把静穆之美视为古典艺术风格的最高表现。无论在东方与西方,表现静美的艺术与现代人内心的渴求很契合,被欲望所累,为金钱役使的现代人能够从宁静的艺术中获得精神的解脱与心灵的净化。如果不从文化的角度把握静美与静境的美学内涵,就不能理解刘怡涛为什么喜用冷色,爱表现静境,表现幽林、凉月、朝雾、暮韵、静夜的内在原因。或许正是这种典雅的静穆之美,使刘怡涛的作品在香港,在澳大利亚,在泰国,在伦敦和苏格兰格拉斯哥国立美术博物馆引起异域观众感情的共鸣,使他们为之陶醉。

 

 

 

 

    艺术形式是艺术家表情达意的“面孔”,是沟通感性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艺术形式是一个永远也探索不完的世界。工笔花鸟画创新之难,难在绘画语言及操作的程式化极强,它不象写意画具有充分的随机性和不可重复性,能在疾速的泼墨挥毫中任情恣性,使生命与情性顿现。而工笔花鸟画繁多的点画和一丝不苟的运作程式,除往往会使偶然闪现的灵感消逝,在造型上还易受“应物象形”的习惯思维和物象原形的束缚,使情感的表现较为隐晦含蓄。这些方面刘怡涛似乎已意识到了,也想从写实和具象当中跳出来。任何艺术语言都各有长短,有局限性,都不可能与艺术家想表现的意象相契合。有作为的艺术家总是对自己已形成的艺术语言不断进行肯定与否定,在立与破的转换中永无休止的追寻着、创造着新的语言,刘怡涛就是这种永不安份的人。

    刘怡涛是幸运的,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风华正茂,来日方长。希望他不要为小的成果而松懈对大的目标和更高境界的追求。但愿这三本画集的出版不是他艺术的终结而是他艺道中一块小小的里程碑,是一个开拓新境,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的起点。

 

(其中部分原载963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超越万象,神与物游

    观刘怡涛的画,犹如远离嚣喧的城市,置身于热带雨林中那花开水流、林幽鸟鸣的生命灵境,谛听天籁之音。读他的画,又象细品一首首咏歌自然与生命的诗。凝神静观,令人意静心平,赏心悦目,随任神与物游。

    或许是出于他对自然之性和生命的本质有一种独特的体验与感悟,使他对静境和静穆之美有特别的偏好,喜欢表现月夜、幽谷、朝雾、雪韵、夕辉一类静谧之境,这种偏爱使他的作品具有个人风格的印记。他那幅曾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获奖的《幽林泉石》较好的体现了他的这一美学追求。在作品《泉鸣幽谷》中,他把作为背景的山岩拉近,突出山泉,以泉水唤起视听通感,视觉形象转移为听觉形象——山泉之鸣,让人去意会泉鸣山更幽的诗化的意境。作品《晨雾》以升腾的雾气表现生命之气的涌动,韵味隐涵于虚化的物象和画面的空白中,体现了中国画“意境求静,气韵求动”的艺术思想。在作品《霁》中则表现雨后涤除尘埃的山野所呈现的洁净与清明,似隐喻一种“清馨出尘”的理想人格之美。《雨林月色》着意于静境的表现,月亮的清辉洒满人间,雨林如梦境般幽寂,无声无息,似乎一切都静得凝固不动,唯有月光在抚摸万物,这是一颗有灵性的“禅心”在动……。

中国花鸟画不同于西方再现性的风景画,不以模仿眼中之物为能事,而是画心中“迁想妙得”的意中之象,心生之境,观照自然物象的形神并融入画家自己的精神气格,学养和人格理想,把自然人格化,韵律化,把人的心性物化,感性化,在物我合一的交融感应中体认自然之“道”。刘怡涛的画,突破了传统折枝花鸟的构图模式,把山水与花鸟融为一体,以铺天盖地的“满”构图取势,表现热带雨林的幽深、博大和生机,赋予作品绚烂明丽的时代美感与现代气息。他利用雾霭、云水、月亮在画面形成的空白作“透气孔”,使作品满而不闷,形密而气舒。在用色方面,他偏爱兰色,绿色一类冷色,并破以大红大紫的暖色,使作品富有活力与生气,既继承文人画忌躁求雅,舍动求静的色彩观,又吸取民间艺术主观赋彩,善用冷暖色对比的手法,不恪守“随类赋彩”的传统戒律,在他的笔下,兰花的绿叶被染成深红色,春花与秋叶并置,在新作《秋林闲情》中,表现出一种具象中的抽象意味,线条的粗细,明暗及色的冷暖构成强烈的对比,别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和现代绘画的形式美与装饰性。他对冷色的偏爱与西方现代艺术家喜爱冷色的审美心理很相似,因为冷色“能唤起的感觉是宁静”(康定斯基),马蒂斯“梦寐以求的是一种有均衡、纯化、宁静的艺术”。对静境和静穆之美的表现与追求,不仅在于冷色能唤起宁静的心理感觉,还在于“静”中隐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中国哲学把“静”视为“道”的根本,是生命最本质的状态。在艺术作品里,动美直观而意浅显,静美隐而意深,是一种博大宽厚,典雅蕴藉的母性之美。在中国美学中属于阴性的阴柔之美。黑格尔把静穆之美视为古典艺术风格的最高表现。这种美与现代人的内心渴求很吻合,为物欲所累,被名利役使的现代人大都活得很累,能从表现宁静的艺术中使躁动的心得到消解,使心灵获得休憩与净化,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刘怡涛的作品具有雅俗共赏的审美品质,能在香港、泰国、在澳大利亚、在英国伦敦和苏格兰格拉斯哥国立美术博物馆引起异域观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和感情与趣味的共鸣。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回响着人类共同向往和珍视的大自然的声音,洋溢着艺术家对人生和生命的挚爱及对自然的复归与眷念之情。

 

(原载1998129日美国《侨报》)

 

 

 

 

 

 

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近几年来,云南冒出几个出类拔萃的青年画家,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他们连续在几届全国美展中频频获奖,令画界瞩目。刘怡涛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2年刘怡涛到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国画班进修的是人物画,而后来他却偏偏迷上了工笔花鸟画,大概故乡的红土地和西双版纳的奇花异草使他情动神摇。经过几年的辛勤笔耕,已是硕果累累。他的画,不是对自然作照相式的摹仿,也未恪守传统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的原则,而是将自然生命化、情感化,妙造一种物我融合的生命灵魂,一种远离尘世的“静”的境界。读他的画,犹如盛夏喝一掬洁净的山泉那样感觉到沁心的凉意和快感。获奖作品《幽林泉石》妙造一个幽静而充满生机的世界:淡淡的黄花、紫花迎风怒放,一只悠闲的小鸟栖息于藤蔓上,是在赏花?是在闻香?是在听泉?还是在欣赏宁静?实有“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的意境。在如此静谧的画境中,观者似乎感觉到了天地在呼吸,生命的心律在博动。“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庄禅哲学、美学的产物,是东方艺术对生命独特的表现,“静美”成为艺术家孜孜以求的灵境。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指出“人类对于美的欣赏,先由动美而后到静美。因动美浅,易了解;静美深,难领会”,进而提出“中国画意境求静,气韵求动,是静中有动”的重要观点。现代人大都活得很累,生活与工作的快节奏需要学会欣赏宁静来松弛神经,调节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在于静止”。“静美”的艺术品有如此奇妙的心理效应,这或许正是刘怡涛的作品受人欢迎的原因。

工笔花鸟画因其技巧性、装饰性和程式性较强,唯有强化创新意识,再造新的视觉语言,才能脱弃陈骸,别开生路。“笔墨当随时代”,刘怡涛用新的眼光审视传统,大胆采用“满”构图和对比强烈的冷暖色表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丰茂,幽静和奇花异草旺盛的生机;泼水、泼墨的妙用既丰富了画面的层次,又真实地表现了物的质感和肌理,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更好地表现了民族的审美意识及画家的审美理想。他不仅仅在表现手段上不断探索,同时,勤读诗文、陶冶灵性,加强画外功夫,坚持写创作心得和题画诗。他的画作中有诗的意境,大概正得益于此。他对“静”的画境的追求与喜好,恰恰印证了其虚静的心境。

 

(原载《民族文化报》1993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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